初识屈原是在高二的语文课本上。因老师出身和南方颇有渊源，说屈原讲《离骚》，言辞慷慨、神情悲愤，颇有古人遗风，而那时十六七的少男少女无法体会其中深意。转眼赴川求学，一路舟车辗转，南下宜昌，渡长江，过三峡，看悬棺，至此离家千里万里。川渝之地虽好，寒暑回家却又切身体会了何为“蜀道之难”——蜀道难，归家亦难。每每思乡，只能靠着学校观景台的栏杆，眺望长江，驻足发呆。长江的源头不是家，尽头也不是家。去家离乡的哀愁在阴雨连绵的外乡是真真切切。时至此情此景，才恍然想起课本中的《离骚》，想起故人屈原，初初体会被谪贬的官员有家不能回是何种心情。

纵观历史，谪贬文人何其多！哪个不是故土难离，哪个不是郁愤满怀。文人心思通达澄明的毕竟少数，背井离乡的年头长了，青丝被白发，故人难再见，故土再难归，形影单只落寞悲凉。至此愁肠百结，郁郁寡欢。想不开的，是多数；想得开的，是少数。屈原“高阳苗裔”，先祖“皇考伯庸”，秉性刚直不屈，认定的事“九死不悔”。人在象征、神话、现实世界中恍惚往来，一会儿悲怆，一会儿狂喜，一会儿又想象神祗召唤规劝……最后在得知楚国亡国后，抱石投江——想不开的是多数，想不开最后主动求死的，又是少数。诚然，用“想不开”几个字简单概括诗人波澜壮阔一生过于肤浅粗糙了。为国、为君、为民，为经年坚守的政治信仰，为一展宏图的壮志豪情，无论哪一条都可成为胸怀家国天下的中国文人为之献身的终极道义。抛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、暂不论制度的兴衰更替，屈原之死是殉国，更是殉道。楚国已亡，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， 现实和理想世界同时崩塌，于曾经的三闾大夫，继续生命仅是“苟活”而已了。

然而壮志得酬的幸运儿毕竟凤毛麟角。在理想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时候，他们该何以自处？在有“家”而不能“归”的困顿中，又如何排解苦闷愁肠，真正寻得可以“安放灵魂”之所呢？谪仙李白，权臣谗害，“赐金放还”之时，满怀愤慨挥笔成就《行路难》，感慨：“吾观自古贤达人，功成不退皆殒身。子胥既弃吴江上，屈原终投湘水滨”……何以为解？“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名？”清越脱俗，傲然恣意，确是仙风道骨；“河东先生”柳宗元，谪贬外放后水土不服精神倍受摧残，心情压抑痛苦，如何解脱？——借山水游记宣泄心中郁结，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，在极度苦闷中寻求精神寄托，在大自然中寻求精神的避风港；而苏轼呢？谪贬后纵情山水、流连风月，阅读大量佛老之学以求心灵解脱。一生宦海沉浮，奔走大江南北，终得精神超越。前后《赤壁赋》将“谪贬文化”由单纯的排解苦闷忧思、描绘山水，演绎至对生命哲学的思索。而东坡本人，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至高境界。

说古论今，花花世界，百人千面。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而言，守护内心的方式自然不同。一花一世界，想要探究“人心”尚不可得，更遑论探究人心至纯的领域？可喜可叹的是，每个人都有或曾经有过理想；可悲可怜的是，多数人并不能实现它。作为平庸的大多数，我们没有古人经世才学不能著书论道，没有大把闲情游历山水畅叙幽怀，更不能因为理想不得而悲痛欲绝走上自我了断的绝路。如此说来，干脆最初就不谈什么理想，以免显得幼稚可笑。但人活于世总要有点精神，有点只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“道”。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，既要有理想，又要在现实的摧残下不断调整坐标调适内心以守护“理想”。

话说起来绕口，践行到生活中更难。老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，性格尚且如此更何况改变内心坚守的信念！凡人遇事困顿迷茫，尝到苦味儿还要继续撞几遍南墙兴许才能明白几分道理。想要求得现实与内心的平衡就更难了！关键在于“撞完墙”还得想明白、想透彻：为什么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差距这么大？错哪儿了？错的离谱吗？放弃原来的理想还是树立一个新的？最重要的是，在迎接下一次“现实理想大碰撞”的时候务必保持愉悦的心情，保持与人为善并相信人性本善，在反复的自省中筑造“疗伤之所”，怀抱一颗“赤子之心”——正所谓“知世故而不世故”就是这个道理了。持“赤子之心”锤炼于世事，筑建内在的“安心之所”，如此方能平复曾经因屈于现实而躁动愤懑的不甘，才能不论身在何方依然能够保持安然处之的内心。

青山常在细水长流，收锋芒而不避世，在自然闲适中消解精神的焦灼和思想的困惑，借以获得自我救赎——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但愿这小小的感悟能告慰屈子在天之灵，在彼岸世界寻到“安心之所”，实现逾越千年的至伟理想。